原文以Keeping a Lid on Open Science为标题
发布在Nature Index 2017 China上
原文作者：贾鹤鹏
在中国，为推动和实践开放科学所做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有进步空间。
多年来，中国科学家一直表现出了接纳开放科学的意愿。1992年和2006年，中国两次举办了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CODATA，一个有关开放科学的大型国际论坛）大会。中国最大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CAS），以及主要科研经费资助机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都是2003年《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早期签署者。《柏林宣言》签署者同意，科研成果应该免费向所有人在线提供。
但在这些表现之外，一些开放科学倡导者仍然对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的进展感到失望。他们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严格的出版监管和信息控制政策，这其中包括互联网防火墙——它的存在使得研究人员无法使用一些社交网络平台与国际同行和公众分享信息。
还有人指出，中国科技部（MOST）和教育部等关键政府部门重视不够和政策不力也是原因之一。科研政策研究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前副所长武夷山表示，虽然中国推出了许多旨在促进开放科学发展的举措，但“开放科学政策的进展仍不尽如人意，要推动其发展，我们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领导。”
“开放科学”的定义较为宽泛，它包括开放获取（OA）出版、预印本数据库，以及建立可免费获取的机构数据库，供研究者储存科研数据与他人分享等做法。通过引用次数之外的指标（比如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水平）来衡量科研成果的影响也成为了开放科学运动的一部分。
2005年前后以来，中国的开放获取出版发展迅速。虽然没有关于开放获取论文总数的全国统计数据，但在一篇发表于2014年的论文中，开放获取出版的积极倡导者、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前馆长张晓林发现，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期刊中，有180种已经实行了开放获取，占中科院出版期刊总数的一半。
另外，自2013年末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下属的各类国家科技学会出版了364种开放获取期刊，占其出版期刊总数的35%。一些中国开放获取出版商，比如主营临床期刊的百世登出版集团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08年，百世登旗下只有两种期刊，去年，该集团已经家出版了43种临床医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开放获取同行评议期刊。
Katie Edwards/Alamy
但政府对出版商的严格控制为中国的开放获取出版市场带来了一些问题。举例来说，只有在线版本的开放获取期刊的一个优势是节省了出版商的印刷成本。但在中国， 期刊和杂志都需要出版许可证才能出版，而政府要求大多数期刊的所有内容都必须提供印刷版。武夷山说，因此，开放获取期刊往往会产生更高的生产成本，因为它们通常要提供免费的在线版本，同时还要承担印刷成本。
自然基金委下属的《中国科学基金》期刊总编任胜利说，根据一些开放获取期刊的版权规定，他人无法复制文章内容，这也阻碍了科学家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海外的开放获取期刊往往使用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等许可协议授权，允许在适当署名的条件下分享和复制内容。
中国国内的开放获取出版行业或许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中国科学家已经成为了全球开放获取期刊的重要投稿者。
去年，中国科学家在Web of Science索引的开放获取期刊中发表了41,848篇论文，而2000年为377篇。
尽管如此，有证据表明，这些增加的开放获取论文可能并没有带来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增长。复旦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宇芳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虽然复旦大学的科学家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逐年增加，但这些论文并没有为复旦科学家的人均引用数增长做出贡献。她发现，这一结果对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也是成立的。
Fudan University
王宇芳说，如果中国科学家感到自己创作出了一篇顶级的论文，他们更有可能投稿到高影响因子的顶级期刊，而这些期刊绝大多数都不是开放获取的，也不向作者收费。
她说：“获得引用最重要的标准是论文质量。拥有高质量研究的科学家往往不愿意把成果发表在OA期刊上。”
王宇芳表示，虽然图书馆员经常推广和支持开放获取出版，但这种出版方式仍需大学花费大量资金，因为科学家需要支付文章处理费才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她表示：“复旦大学科学家支付给OA期刊的文章处理费超过了图书馆的期刊订阅费。”
另一件让王宇芳感到不满的事情是，一些开放获取期刊被收录在了Science Direct或Wiley等数据库中，学校必须付费购买这些数据库，但要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科学家仍需支付文章处理费。
对于开放科学的支持者来说，人们近来对免费机构知识库的热情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对此，在预算少于北大、清华、复旦和中科院等顶尖院校和机构工作的研究者尤为支持。“这或许能帮助我们获取更多之前看不到的文献，”上海大学的高能物理学副教授陆杰表示。
2014年，中科院和国家自然基金委宣布，受其资助的研究者应在论文发表后12个月内将其上传到可公开获取的在线知识库。但在两年后的今天，许多大学仍然没有设立知识库，在设有知识库的机构，也有许多科学家忘了上传论文。开放存取知识库名录（OpenDOAR）只收录了22家拥有知识库的中国机构。
“这些知识库的影响力有限，因为缺乏中国大学参与，而大学是中国大多数科技出版物的发表机构，”任胜利说。或是因为繁琐的文书工作，或是因为担心与期刊出版商发生版权争议，即使在中科院，许多科学家也不愿将论文上传到机构知识库中。虽然中科院和自然基金委制定了上传政策，但“并没有制定能确保政策实行的惩罚性措施，”武夷山说。
中国科技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已经规定，只有存档在内部知识库的论文才能被用于研究者的考评和晋升。“只要有在机构层面推动开放获取措施的强有力的领导层，（其它机构）就可以效仿此类有效政策。”
然而，他表示，要让开放科学在中国更为普及，政府中的科学领导人必须更加重视这些问题。
国家科学图书馆2016年上线的预印本数据库ChinaXiv是旨在推动中国开放科学发展的另一项举措。ChinaXiv与arXiv.org类似，后者是物理学家的常用工具，但向所有领域的研究者开放。
中科院副秘书长汪克强在ChinaXiv上线时强调了它对中国的重要性。他表示，ChinaXiv为学术交流创造了一个公开透明的环境，将科学发现放在了发表之前，并加快了发表流程。
但在接受自然指数询问时，一些经常查看arXiv.org新文章的中国物理学家表示并不知道这个新数据库的存在。“arXiv.org既提供了同行最新科研进展，也具有必要的可信度。我觉得我个人不会因为一个平台的所属国家，就急于去尝试它，”浙江大学物理学教授武慧春表示。
在中国，发展开放科学的障碍并非完全来自科学界。对希望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科学家来说，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是一个巨大的阻碍。举例来说，通过Altmetric等平台来统计论文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次数和在社交媒体上的反响是衡量学术作品影响力的一种新兴方式。但这就需要访问Google、Facebook和Twitter等被封锁的站点。
Wiley的编辑李研表示，虽然Altmetric平台的所有者Digital Science已经将微博加入了其算法中，但只有少数中国科学家是微博活跃用户。他说：“Altmetric是一个在影响因子之外追踪学术论文影响力的有力工具，它有助于促进中国开放科学的发展。”
科学家也在积极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许多人使用微信来阅读和分享论文链接，尽管微信目前并没有被纳入到Altmetric的信息源。但即使有了这种变通方案，要完全拥抱开放科学，中国科学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