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力求突破
科技创新的赛场上，不跑是落后，跑得慢了也是落后，迎头赶上、奋起直追，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论及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要求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坚定信心，奋起直追，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
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这件让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事情，代表着我们这个国家今天最迫切的需求之一。快步迈向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正行进在切换发展动力的关键拐点。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大大增强了我们在众多领域的科技能力。从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器等日用品，到移动电话、个人电脑、互联网应用等信息工具，从钢铁、石化、建筑材料等传统产业，到量子通信、载人航天、分子生物学等尖端技术，随着国家、社会、企业等层面不间断的投入，中国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自信在逐渐增强。在某些重要关节点上，我们快速突破的能力令国人自豪，令国外同行惊叹。
但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像种庄稼，有投入就几乎肯定有产出。抛开基础研究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谈，即使是在他国已经走通的工程技术领域，很多关键点也是不容易攻克的。有科技人员提到，核电站中有一种控制棒，采取无缝焊接制成，众多工程师多年攻关，始终没能掌握其中的诀窍，最后还是不得不高价进口。此外，像航空发动机、控制芯片，甚至是普通的滚珠轴承，要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都非常艰难。在专利制度日臻严密的今天，有时候即便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也无法绕过先行者设置的“专利池”，被迫为自己的迟到支付高昂的“知识使用费”。
“难”只是创新的障碍之一。在迈向成功的道路上，更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诱惑。在尝到了引进消化吸收甜头的同时，我们有些科技人员养成了“拿来主义”的习惯，遇到问题就习惯性地想“外国同行是怎么想的”，看“外国同行是怎么做的”。跟踪模仿肯定比自主创新来得容易，就是这种还没做题就想翻书后“标准答案”的习惯，消解了一些人的钻劲和闯劲，捆住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另一方面，尽管鼓励科技工作者用研究成果创业，但如果都急于“变现”，一旦有机会产生效益，立马就放弃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奔着“股票上市”般的利益而去，最后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技术上，留下的都是一些粗糙凑合的半成品。
在不少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这一“最大隐患”，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难免被人“牵着鼻子走”；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很多时候就不得不看别人脸色行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科技创新的赛场上，不跑是落后，跑得慢了也是落后，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是我们形成更强大的科技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中国眼下的科技创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在科技实力正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基础上，我们仍需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体制改革为创新注入动力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排名上升5位，位列第十七名，首次进入创新领袖国家群体，也成为现今唯一跨入全球创新指数前20的中等收入国家。这样的进步，正来自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出的创新活力。
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形成更有针对性科技创新的系统布局和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带来的改变，从一些细节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曾经，一台价值数百万元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就能难倒一家科技公司：因为只用一次，自己买不划算，不买又没法完成科研任务。如今，只要花几百元测试服务费，就能享受大学实验室提供的专业服务。这样的便利，源自重大科研设施和大型仪器加快向社会开放的改革举措。事实证明，体制建立了、机制理顺了，创新之路越走越宽。
不断深化的科技体制改革，正为创新注入源源动力。科技创新很像多米诺骨牌，一旦某个环节出现堵点，投入的要素之间就会产生断点，难以催生出理想的科技产出。一位农业科研人员多年从事蜂产品安全研究，贡献很大，但由于发表论文少，正高职称迟迟评不上，无奈之下告别深耕多年的领域，“转行”做起并不擅长的蜂基因克隆，仅仅因为该领域发论文机会多。当下，除了科研绩效、人才评价机制中存在令人惋惜的挤出效应，在科研项目管理体制、知识产权保护、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当中，短板和痛点也不在少数。当我们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创新资源和要素，如何促成各要素发生化学反应，释放蕴藏其中的活力，考验改革担当、急需变革智慧。
改革科技体制，说到底就是为创新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其中包括由法律法规建立的硬环境，也包含培育科技文化、厚植创新土壤形成的软环境。从2013年到2017年，我国法院审结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68.3万件，年均增长19.4%，民事一审案件年均结案率达94.24%。司法资源高效运行，为创新兜底、为创意撑腰，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制度保障。近日，《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的若干措施出台，这些改革直击痛点、疏解焦虑，进一步解放了科技生产力。而今年5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旨在营造诚实守信、追求真理的社会氛围，为建设科技强国培育文化基因。紧锣密鼓的改革鼓点，意在打通体制机制的“任督二脉”，实现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有人评价40年来中国发展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制度层面蹚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摸索出一套后来居上的方法。科技体制改革，无疑是制度变革中的重要一环，更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动力。技术可以复制、经验可以学习，而知识生产的体制和机制却不可能直接移植而来。只有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才能助力重大核心技术攻关，把科技发展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985年，首届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交易会历时25天，实现交易额80亿元，人们第一次见识到技术成果市场化改革的威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将体制改革推向纵深，我们将为新时代中国科技发展点燃最热的那一把火。
关键在于有效发挥人的积极性
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
科技创新，人才为本。日前，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明确指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在于有效发挥人的积极性。”这一论断再次昭示了那条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深挖科技发展潜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对于培养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这件事，是值得讨论的。“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到底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最近，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连发三问，引人深思。从“钱学森之问”，到现在“为什么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不太成功”的“杨振宁三问”，都指向了人才，尤其是一流顶尖人才培养这一关键之处。
客观地讲，我国当前的高水平创新人才仍显不足，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相对匮乏。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有关数据显示，全球人才数超过190万，中国只有5万名。之所以存在人才短板，原因多种多样：评价机制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严重；管理制度不能适应创新要求，不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现象依然存在；让优秀科技人才得到合理回报的方式方法欠缺，奖励机制有待完善……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解决好科研体制机制、人才队伍建设的结构性矛盾，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
人才不是“一键输出”、不能拔苗助长，培植好成长的沃土至关重要。有人说，一支世界级球队，不仅要有耀眼的巨星，也要有科学合理的人才配置；不仅要有良好的管理运行机制，也要有适宜将帅之才施展才华的文化环境。创新人才团队的建设，同样如此。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必须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囿于国力，难以为创新人才提供完备的硬件环境。如今，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2%这一科技界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早已实现，而且是在GDP连续增长的基础之上。可以说，经费问题不再是阻碍创新最重要的瓶颈，怎样把“软件”设计好、运行好，成为调动人才积极性的关键所在。如果年年花小半年时间申请项目、鉴定成果，月月用好几天时间应付检查评估，天天填形式多于内容的表格，再有潜力的人才也会觉得一筹莫展。但从另一方面看，也不能都怪各种管理评价体系过于严苛，科研投入效率低下、乱花钱浪费经费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如何协调好两方面的关系，把人才评价和经费管理做得因人制宜，是调动人才积极性的一个重大挑战。
有人经常感慨，不论是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还是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抑或是其他世界顶尖水平的科研机构，优秀人才总是一茬接一茬。究其原因，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领军人物的带动之下，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找准了努力的战略方向，这才形成了创新人才层出不穷的良性循环。今天的中国，创新需求极为旺盛，需要我们在供给侧打一场翻身仗，进而将那些亲身探求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规律揭示出来，把那些真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行之有效的办法总结好。真能做到这些，一个有着13亿多勤劳智慧国民的国家，理当不应为人才发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