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结合——一个知易行难的命题、中国科技界长期以来的痛点

2018年8月14日18:56:36产学研结合——一个知易行难的命题、中国科技界长期以来的痛点已关闭评论 225 views

11年前,李泽湘资助香港科技大学学生汪滔创立大疆,如今大疆无人机已经占据全球70%的市场份额,汪滔也成为全球无人机行业第一位亿万富翁。

20多年来,李泽湘一直在探索一条产学研结合培养科创人才的道路,只有这条路走通了,才有望破除卡脖子问题,抓住新的产业革命,培养出更多汪滔、更多大疆。

今年5月,李泽湘决定从香港科大停薪留职两年,尝试联动产业界、资本和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态,用10年时间,顶起一个智能制造的平台。在接受《知识分子》访谈时,他谈到,这背后关键还是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问题。

产学研结合——一个知易行难的命题、中国科技界长期以来的痛点

李泽湘是谁?

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也是大疆、固高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他自己是连续创业者,也帮助学生创立了多家公司;他是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联合创办人,也是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发起人,等等。回顾20多年来他做的事和走的路,关键词只有一个——“产学研结合”——懂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命题、中国科技界长期以来的痛点。

李泽湘从1992年到港科大,创办自动化技术中心,这条路他在香港摸索了20年;1999年,他在深圳创办固高公司,2004年与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合作,创办控制与机电工程学科部,7年培养了350多个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办了几十家公司,算起来他在深圳的“产学研结合” 实践也走过将近20年;最近的10年,他在东莞创立了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孵化30多家初创企业。他还与广东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大学、长沙市等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机器人学院,培养产业界急需的高素质人才。

当然,这中间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当年他曾参与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因无法赞同朱清时“喊口号”式的实验,与另外两名港科大教授愤而退出。

这20多年,李泽湘亲身创业,以创新产业促进创新教育,以创新教育推动创新产业,试图求解一条“产学研结合”的坦途。

从中兴事件,到“我不是药神”,核心技术、原创能力的欠缺已让国人警醒。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造就大量优秀人才,这时教育却成了“卡脖子”的关键一环。如何革新教育造就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为此李泽湘教授为大家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大湾区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对人才需求的渴望?

机器人产业,包括让我们痛心的芯片产业,还有材料、生物医药等,我们有共识的战略性新型产业至少有10个。要做这些产业,普通的、从学校里招的或者是工厂里现有的工人,干不了吧?我们需要的是1个顶50个的优秀工程师。那么我们做个测算,10个行业需要多少这样的工程师。香港或者深圳,要打造10个新兴行业,如果每个行业有30家新创的公司,每个公司有30名优秀工程师,每年需要增加9000名;现在很多行业都要用新兴技术,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假设每个行业只有50家公司要用这些技术,每家每年增加50个工程师计算,要2.5万(50*50*10)名。整个大湾区,香港和东莞算一个单元,深圳一个单元,广州一个单元,澳门等其他算一个单元,算下来总共需要优秀的工程师13.6万人。

那么,创始人需要多少呢?如果30家初创企业,每家5个联合创始人,加上部门负责人,要4000人。整个大湾区,每年需要1.6万创始人,优秀工程师13.6万人,这就是我们对人才的需求。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创始人、优秀工程师的出处?

现在看,从学校或者研究所出来的新型人才还比较少,希望今后能更有效地培养。

如果你是一名猎头,那就看,哪些学校有理工科相关的专业?哪些学校是好学校?如果看QS(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的排名(当然不绝对),前100名的学校,香港有4到5所;再看专业排名,计算机专业,香港排名前50的有5所;电子电气工程系排前50的3所,排前100的5所。全球计算机科学家H指数排名,前1000名里,美国有600多人,中国29人(包括香港、台湾、内地),其中香港13人,港科大电机系50个老师有5个IEEE Fellow。在有影响的论文方面,大陆论文很多,进步也还快,但也就是全球的平均值,离香港、新加坡水平还很远。

产学研结合——一个知易行难的命题、中国科技界长期以来的痛点

港科大最缺的一批人才,除了优秀工程师,是创始人。这样的创始人在港科大的毕业生里占1%左右,如果按3%,大概45个人。香港加起来,才120个人。需求是1.6万名创始人,但大湾区只能提供420名,能够满足的比例只有2.6%。

再来看优秀工程师。先以港科大计算机系为例,有多少优秀工程师可以用?估计1500人,加上港大、中文、理工,加起来6000多,真实的估计可能也就1000人。当然还有流入大湾区的内地学生,每年中国700万大学生,理工350万,假设5%能够到大湾区,是17.5万,这里面达到标准的估计只有5个百分点,这里就按20%算,也只有3.5万。而实际需要的可能是13.6万。缺口是巨大的。

产学研结合——一个知易行难的命题、中国科技界长期以来的痛点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老师的水平不过关,解决师资问题?

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和学校都在积极推动。老师已经习惯了教了20,30年的讲义,如果要他放弃这些东西,那对他激励是不是够?师资短缺的问题,现在的办法一方面是培训,我们在搞创业园的培训课,大概有40、50个学生,一部分也是老师;另一方面,要用互联网资源,把慕课用起来,加入到课程体系里面去,这些都需要一点点去解决。这些学生一定要通过创业的反馈,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原来的设计是不是达到要求,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自己从今年4月份从港科大停薪,自己想做什么?

现在我想做高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的这个产业。全国有很多企业,包括机器人,数控机床,半导体设备,做各种不同设备的,或者核心部件的,做软件的,他们等于是在一个沙漠里面长出的,要长大,挺不容易。我看能不能做一些梳理,把每个的问题找出来,比如有些是对接大的客户困难的问题,如果你的行业客户都是二、三流的客户,不可能成为一流的设备厂商。我想帮助他们把发展的瓶颈理清楚,比如加些资本,在做这些事情。要做这些就要靠基地,可能会建几个基地。比如在珠三角,这里松山湖,加上深圳,是一个基地;在长三角,可能也会有一两个基地。这些生态链的资源可以先聚焦到基地,从基地再到企业,那就比较方便了。最近主要在推动这些。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自己除了突破高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还准备办中小学?

香港要发展科创产业,人才是个问题。大学也就是1%-2%的学生能创业。好多根本问题,实际上是在中学就出现了。今年香港的中学升大学考试,所有的状元都想做律师、医生、牙医,读商学院,愿意学理工科的为零。我们搞高科技,怎么办?国内也是,优秀的学生都去商学院去了,这就是问题了。

愿意尝试创业的学生,需要有很好的头脑设置,需要很多在中学,甚至小学就有这样的机会。这些创业的学生有什么特点呢?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机器人队的,喜欢玩,这样种下了种子,慢慢发芽,有机会就冒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港科大旁边计划建一所STEAM的创新中学,把松山湖的资源注入到这所中学里面去。具体怎么去设计,包括土地、建筑、运营等都在做,政府还算蛮支持的。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之前尝试直接进入内地高校,想直接做一些教育的革新?

我在哈工大深研院做过,在南方科大起了个头,然后就失败了。现在教育部也在推新工科,但是有难度。过去教育部推动的都是文章、奖、各种各样的名头,现在可能也意识到了,那套KPI与科技产业脱节,想要做新的。但是,就像一个火车已经高速行驶在轨道上,惯性很大,扭转很困难。教育部推,主流的大学不少就是对付,流于口号。那些学校之间大家都叫着劲,谁要从KPI上稍微少几分,别人就上去了,这是个问题。目前的教育就是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完全是分割的。以今天的眼光看,以前的黄埔军校不过是个三本、中专,读书才读个1年,2年,为什么那么有名?因为他们当学生的时候就开始打仗,一毕业就打恶仗,以学备战,以战促学,学战结合。战放在今天就是创新,创业。现在我们的大学生一毕业先要工作个十几年,在职场学点东西,凭这个才去创业,而学校学的东西,都是不顶用的一些东西。“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不能把三句话分开,要一体化,既解决发展创新,革新产业,又要解决人才问题。现在我们合作办机器人学院,可能就像当年的改革,在边缘地区,能够有几个试点,让他们长出成果来,这样其它学校突然之间发现,他们走的路是错的,慢慢才能引起注意、改进。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直接办一所学校,而不用合作办学?

现在无论是公办,还是私立,都卡死了。好的生源,都进去了清华,北大,985、211。整个国家科研经费也形成个圈子,是相当大的利益群体,使得新的东西,难解决的问题不容易从顶层看到解决。美国的好学校大部分是私立的,如果没有MIT,没有斯坦福,会有今天的美国吗?这就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创新机制的设计怎么去做。现在国企的创新非常差,60%的资源产生30%的结果,可公立大学的创新,实际比国企还差。这样大学的教育怎么才能好啊,就像前一段很多亢奋的不实的说法,很多错误的东西传到上面去了,也就不知道问题是在哪里。我们现在和地方的公立学校合作,相当于在旁边做一个小的试点,这些试点做成了,就能影响更多。就像在港科大,汪滔他们出来做成了,后面的学生,至少实验室的同样的学生,都愿意跟着出来创业。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我们的教育?

在我们的体系里面,绝大部分人是有一个常规的,标准的成长路线,好好读书,然后出国,进国外的公司,对中国社会的改变有什么呢?他可能只是利用了社会资源。很多去了国外的,读了书的,跟着大家一样拿个绿卡,有个身份。他年轻回来也没人理,国内只认帽子。你要是在国外哪个大学拿了教授,有个什么title, 国内给你弄个长江,千人什么的,我们一路都是戴帽子,这个才叫成功;不戴帽子,那就没人认识你。包括地方政府,人才引进,也把高校的那套东西搬过去,要引进院士,千人,都是引进一些帽子,这些人做产业,难道比汪滔他们这些没有帽子的强么?马云有没有帽子,马化腾有没有?没有帽子也能够做产业。

做成一些事情得有想法,你得敢做和大众想法不一样的东西,还得清楚一步步怎么去组织人去做,又没资源,又没帽子,让别人至少跟着你去做,而且还能一步一步做成,做些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不靠谱的事情。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失败中摸索。我们的中小学、大学教育,不鼓励这种人,没有空间给这种人。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我们的创业环境?

硅谷,和其他地方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一个拥抱失败,容忍失败,很宽容的环境。美国很多地方也想复制硅谷的成果,包括新泽西,当年有贝尔实验室,有很多原创性的科技,有华尔街,有资本,有普林斯顿,有大学,也想做,却没成功,根源就是对失败的容忍度不够。你看华尔街,一个人某天要失败了,第二天的信用度就没了,它是以成功来聚集信用。但是硅谷宽容失败,创业过,失败过,别人反而愿意投资。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教授创业?

不见得每个教授都适合自己去挑头创业,因为创业花很多时间,但是教授对创业了解,对初创公司有过经历,就能够知道带学生的时候怎么去引导学生,发现有创业潜力的学生,帮助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原来在科大带机器人队伍,差不多每年都能发现一个团队,20几个学生,帮助他们起来创业;后来我没教那门课了,另外一个老师,他再带队的时候,成绩每年都很好,但再也没有一个创业团队从那出来。当学生有一些那种想法的时候,老师看不见,或者是需要一些鼓励的时候,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我们大量的有潜力的学生,在这个系统被抑制了,没办法去发挥;倒是那些成绩好的,按传统的标准来的,得到老师的鼓励和认可,也得到了更多的资源。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现在高校的技术转化问题?

要成为一流的学校,一定要有一流的政策。大学老师,学生创业,一定要有很清晰的政策,按照这个政策去做,不会有任何风险。世界一流,没有一套一流的体制在那,就是口号。老师要么是滥用这个系统,要么是无章可循,一大段原罪在那里面。

港科大就很清楚,老师可以一天在外边,收入多少不需要预先批准。学校的孵化器,学校会占点股份,3个点,30万港币封顶;卡耐基梅隆大学是5个点,200万美金封顶。可国内,清华或者北大,有点像国企。我们没有人去想,这些政策怎么才能理顺。老师、学生去创业,去转化,一直国家要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了,还是没办法,很容易说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宁愿把那些东西烂在窝里,也没有人去冒险。这些障碍都需要顶层设计去破除。但是我们谁去做这个顶层设计?我们没有部门去把这些问题好好解决。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港科大的技术转化?

港科大比较幸运,当时制定政策的是吴家玮校长和王佑曾副校长。王佑曾原来是伯克利电机系系主任,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的很多学生、公司都很有影响。他还是白宫科技办公室的副主任,制定过美国的很多科技政策。他在港科大,把伯克利,斯坦福作为参考,同时做的更开放一些。港科大是3个点,30万港币封顶,学校占的很少,这就有利于项目走出去,老师在外边做事情,都是蛮宽松的。而其它的香港的学校就有一定差距,操作起来就很麻烦,大家要不偷偷干,要不不去干。就像一个公司,一定要把产品的性能做到极致了,才能成功,而政策方面,如果不做好,就会出很多问题,所以,这也就是内地很多学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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