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李泽湘资助香港科技大学学生汪滔创立大疆，如今大疆无人机已经占据全球70%的市场份额，汪滔也成为全球无人机行业第一位亿万富翁。
20多年来，李泽湘一直在探索一条产学研结合培养科创人才的道路，只有这条路走通了，才有望破除卡脖子问题，抓住新的产业革命，培养出更多汪滔、更多大疆。
今年5月，李泽湘决定从香港科大停薪留职两年，尝试联动产业界、资本和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态，用10年时间，顶起一个智能制造的平台。在接受《知识分子》访谈时，他谈到，这背后关键还是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问题。
李泽湘是谁？
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也是大疆、固高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他自己是连续创业者，也帮助学生创立了多家公司；他是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联合创办人，也是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发起人，等等。回顾20多年来他做的事和走的路，关键词只有一个——“产学研结合”——懂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命题、中国科技界长期以来的痛点。
李泽湘从1992年到港科大，创办自动化技术中心，这条路他在香港摸索了20年；1999年，他在深圳创办固高公司，2004年与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合作，创办控制与机电工程学科部，7年培养了350多个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办了几十家公司，算起来他在深圳的“产学研结合” 实践也走过将近20年；最近的10年，他在东莞创立了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孵化30多家初创企业。他还与广东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大学、长沙市等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机器人学院，培养产业界急需的高素质人才。
当然，这中间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当年他曾参与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因无法赞同朱清时“喊口号”式的实验，与另外两名港科大教授愤而退出。
这20多年，李泽湘亲身创业，以创新产业促进创新教育，以创新教育推动创新产业，试图求解一条“产学研结合”的坦途。
从中兴事件，到“我不是药神”，核心技术、原创能力的欠缺已让国人警醒。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造就大量优秀人才，这时教育却成了“卡脖子”的关键一环。如何革新教育造就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为此李泽湘教授为大家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大湾区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对人才需求的渴望？
机器人产业，包括让我们痛心的芯片产业，还有材料、生物医药等，我们有共识的战略性新型产业至少有10个。要做这些产业，普通的、从学校里招的或者是工厂里现有的工人，干不了吧？我们需要的是1个顶50个的优秀工程师。那么我们做个测算，10个行业需要多少这样的工程师。香港或者深圳，要打造10个新兴行业，如果每个行业有30家新创的公司，每个公司有30名优秀工程师，每年需要增加9000名；现在很多行业都要用新兴技术，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假设每个行业只有50家公司要用这些技术，每家每年增加50个工程师计算，要2.5万（50*50*10）名。整个大湾区，香港和东莞算一个单元，深圳一个单元，广州一个单元，澳门等其他算一个单元，算下来总共需要优秀的工程师13.6万人。
那么，创始人需要多少呢？如果30家初创企业，每家5个联合创始人，加上部门负责人，要4000人。整个大湾区，每年需要1.6万创始人，优秀工程师13.6万人，这就是我们对人才的需求。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创始人、优秀工程师的出处？
现在看，从学校或者研究所出来的新型人才还比较少，希望今后能更有效地培养。
如果你是一名猎头，那就看，哪些学校有理工科相关的专业？哪些学校是好学校？如果看QS（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的排名（当然不绝对），前100名的学校，香港有4到5所；再看专业排名，计算机专业，香港排名前50的有5所；电子电气工程系排前50的3所，排前100的5所。全球计算机科学家H指数排名，前1000名里，美国有600多人，中国29人（包括香港、台湾、内地），其中香港13人，港科大电机系50个老师有5个IEEE Fellow。在有影响的论文方面，大陆论文很多，进步也还快，但也就是全球的平均值，离香港、新加坡水平还很远。
港科大最缺的一批人才，除了优秀工程师，是创始人。这样的创始人在港科大的毕业生里占1%左右，如果按3%，大概45个人。香港加起来，才120个人。需求是1.6万名创始人，但大湾区只能提供420名，能够满足的比例只有2.6%。
再来看优秀工程师。先以港科大计算机系为例，有多少优秀工程师可以用？估计1500人，加上港大、中文、理工，加起来6000多，真实的估计可能也就1000人。当然还有流入大湾区的内地学生，每年中国700万大学生，理工350万，假设5%能够到大湾区，是17.5万，这里面达到标准的估计只有5个百分点，这里就按20%算，也只有3.5万。而实际需要的可能是13.6万。缺口是巨大的。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老师的水平不过关，解决师资问题？
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和学校都在积极推动。老师已经习惯了教了20，30年的讲义，如果要他放弃这些东西，那对他激励是不是够？师资短缺的问题，现在的办法一方面是培训，我们在搞创业园的培训课，大概有40、50个学生，一部分也是老师；另一方面，要用互联网资源，把慕课用起来，加入到课程体系里面去，这些都需要一点点去解决。这些学生一定要通过创业的反馈，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原来的设计是不是达到要求，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自己从今年4月份从港科大停薪，自己想做什么？
现在我想做高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的这个产业。全国有很多企业，包括机器人，数控机床，半导体设备，做各种不同设备的，或者核心部件的，做软件的，他们等于是在一个沙漠里面长出的，要长大，挺不容易。我看能不能做一些梳理，把每个的问题找出来，比如有些是对接大的客户困难的问题，如果你的行业客户都是二、三流的客户，不可能成为一流的设备厂商。我想帮助他们把发展的瓶颈理清楚，比如加些资本，在做这些事情。要做这些就要靠基地，可能会建几个基地。比如在珠三角，这里松山湖，加上深圳，是一个基地；在长三角，可能也会有一两个基地。这些生态链的资源可以先聚焦到基地，从基地再到企业，那就比较方便了。最近主要在推动这些。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自己除了突破高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还准备办中小学？
香港要发展科创产业，人才是个问题。大学也就是1%-2%的学生能创业。好多根本问题，实际上是在中学就出现了。今年香港的中学升大学考试，所有的状元都想做律师、医生、牙医，读商学院，愿意学理工科的为零。我们搞高科技，怎么办？国内也是，优秀的学生都去商学院去了，这就是问题了。
愿意尝试创业的学生，需要有很好的头脑设置，需要很多在中学，甚至小学就有这样的机会。这些创业的学生有什么特点呢？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机器人队的，喜欢玩，这样种下了种子，慢慢发芽，有机会就冒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港科大旁边计划建一所STEAM的创新中学，把松山湖的资源注入到这所中学里面去。具体怎么去设计，包括土地、建筑、运营等都在做，政府还算蛮支持的。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之前尝试直接进入内地高校，想直接做一些教育的革新？
我在哈工大深研院做过，在南方科大起了个头，然后就失败了。现在教育部也在推新工科，但是有难度。过去教育部推动的都是文章、奖、各种各样的名头，现在可能也意识到了，那套KPI与科技产业脱节，想要做新的。但是，就像一个火车已经高速行驶在轨道上，惯性很大，扭转很困难。教育部推，主流的大学不少就是对付，流于口号。那些学校之间大家都叫着劲，谁要从KPI上稍微少几分，别人就上去了，这是个问题。目前的教育就是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完全是分割的。以今天的眼光看，以前的黄埔军校不过是个三本、中专，读书才读个1年，2年，为什么那么有名？因为他们当学生的时候就开始打仗，一毕业就打恶仗，以学备战，以战促学，学战结合。战放在今天就是创新，创业。现在我们的大学生一毕业先要工作个十几年，在职场学点东西，凭这个才去创业，而学校学的东西，都是不顶用的一些东西。“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不能把三句话分开，要一体化，既解决发展创新，革新产业，又要解决人才问题。现在我们合作办机器人学院，可能就像当年的改革，在边缘地区，能够有几个试点，让他们长出成果来，这样其它学校突然之间发现，他们走的路是错的，慢慢才能引起注意、改进。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直接办一所学校，而不用合作办学？
现在无论是公办，还是私立，都卡死了。好的生源，都进去了清华，北大，985、211。整个国家科研经费也形成个圈子，是相当大的利益群体，使得新的东西，难解决的问题不容易从顶层看到解决。美国的好学校大部分是私立的，如果没有MIT，没有斯坦福，会有今天的美国吗？这就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创新机制的设计怎么去做。现在国企的创新非常差，60%的资源产生30%的结果，可公立大学的创新，实际比国企还差。这样大学的教育怎么才能好啊，就像前一段很多亢奋的不实的说法，很多错误的东西传到上面去了，也就不知道问题是在哪里。我们现在和地方的公立学校合作，相当于在旁边做一个小的试点，这些试点做成了，就能影响更多。就像在港科大，汪滔他们出来做成了，后面的学生，至少实验室的同样的学生，都愿意跟着出来创业。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我们的教育？
在我们的体系里面，绝大部分人是有一个常规的，标准的成长路线，好好读书，然后出国，进国外的公司，对中国社会的改变有什么呢？他可能只是利用了社会资源。很多去了国外的，读了书的，跟着大家一样拿个绿卡，有个身份。他年轻回来也没人理，国内只认帽子。你要是在国外哪个大学拿了教授，有个什么title, 国内给你弄个长江，千人什么的，我们一路都是戴帽子，这个才叫成功；不戴帽子，那就没人认识你。包括地方政府，人才引进，也把高校的那套东西搬过去，要引进院士，千人，都是引进一些帽子，这些人做产业，难道比汪滔他们这些没有帽子的强么？马云有没有帽子，马化腾有没有？没有帽子也能够做产业。
做成一些事情得有想法，你得敢做和大众想法不一样的东西，还得清楚一步步怎么去组织人去做，又没资源，又没帽子，让别人至少跟着你去做，而且还能一步一步做成，做些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不靠谱的事情。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失败中摸索。我们的中小学、大学教育，不鼓励这种人，没有空间给这种人。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我们的创业环境？
硅谷，和其他地方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一个拥抱失败，容忍失败，很宽容的环境。美国很多地方也想复制硅谷的成果，包括新泽西，当年有贝尔实验室，有很多原创性的科技，有华尔街，有资本，有普林斯顿，有大学，也想做，却没成功，根源就是对失败的容忍度不够。你看华尔街，一个人某天要失败了，第二天的信用度就没了，它是以成功来聚集信用。但是硅谷宽容失败，创业过，失败过，别人反而愿意投资。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教授创业？
不见得每个教授都适合自己去挑头创业，因为创业花很多时间，但是教授对创业了解，对初创公司有过经历，就能够知道带学生的时候怎么去引导学生，发现有创业潜力的学生，帮助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原来在科大带机器人队伍，差不多每年都能发现一个团队，20几个学生，帮助他们起来创业；后来我没教那门课了，另外一个老师，他再带队的时候，成绩每年都很好，但再也没有一个创业团队从那出来。当学生有一些那种想法的时候，老师看不见，或者是需要一些鼓励的时候，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我们大量的有潜力的学生，在这个系统被抑制了，没办法去发挥；倒是那些成绩好的，按传统的标准来的，得到老师的鼓励和认可，也得到了更多的资源。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现在高校的技术转化问题？
要成为一流的学校，一定要有一流的政策。大学老师，学生创业，一定要有很清晰的政策，按照这个政策去做，不会有任何风险。世界一流，没有一套一流的体制在那，就是口号。老师要么是滥用这个系统，要么是无章可循，一大段原罪在那里面。
港科大就很清楚，老师可以一天在外边，收入多少不需要预先批准。学校的孵化器，学校会占点股份，3个点，30万港币封顶；卡耐基梅隆大学是5个点，200万美金封顶。可国内，清华或者北大，有点像国企。我们没有人去想，这些政策怎么才能理顺。老师、学生去创业，去转化，一直国家要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了，还是没办法，很容易说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宁愿把那些东西烂在窝里，也没有人去冒险。这些障碍都需要顶层设计去破除。但是我们谁去做这个顶层设计？我们没有部门去把这些问题好好解决。
李泽湘教授如何看待港科大的技术转化？
港科大比较幸运，当时制定政策的是吴家玮校长和王佑曾副校长。王佑曾原来是伯克利电机系系主任，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的很多学生、公司都很有影响。他还是白宫科技办公室的副主任，制定过美国的很多科技政策。他在港科大，把伯克利，斯坦福作为参考，同时做的更开放一些。港科大是3个点，30万港币封顶，学校占的很少，这就有利于项目走出去，老师在外边做事情，都是蛮宽松的。而其它的香港的学校就有一定差距，操作起来就很麻烦，大家要不偷偷干，要不不去干。就像一个公司，一定要把产品的性能做到极致了，才能成功，而政策方面，如果不做好，就会出很多问题，所以，这也就是内地很多学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