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有137所。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此次遴选认定137所“双一流”高校,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开启了重点建设的新征程。“双一流”建设能否达到预期目标,除了注意以下“像一流”的六个问题外,还需要中国特色评价体系引导。2017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中,特别肯定了人民大学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独树一帜。这是对人民大学办学特色的肯定,也为“双一流”建设亟待建立的中国特色评价体系研究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评价体系要在吸收国际评价经验中始终坚持中国特色,在引导中国高校在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振中,获得对其更深刻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独树一帜。
“双一流”建设切勿徘徊于“像一流”
刘 尧
摘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尽管如此,如何实施“双一流”建设,依然存在许多有待探索的认识和实践误区。由于“双一流”筛选涉及教育资源配置,事关各省份大学名分与政府政绩。因此,从大学到政府都全力以赴地汇入“双一流”建设的竞争潮流,自然而然地陷入巨额投入、重金挖人、只重学科、青睐排名、自由竞争、国际标准等“像一流”的模仿陷阱难以自拔。
2017年4月6日的《大众日报》报道,2017年,山东省财政下达7.3亿元资金,对全省遴选出的32个一流学科给予奖补支持。[1] 建设一流大学必须狂砸重金吗?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热议的话题。实际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方案》)。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简称《办法》),明确了“双一流”建设的“施工蓝图”。尽管如此,如何实施“双一流”建设,依然存在许多有待探索的认识和实践误区。由于“双一流”筛选涉及教育资源配置,事关各省份大学名分与政府政绩,从大学到政府都全力以赴地汇入“双一流”建设的竞争潮流,自然而然地陷入巨额投入、重金挖人、只重学科、青睐排名、自由竞争、国际标准等“像一流”模仿陷阱难以自拔。本文所言的“像一流”就是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仅仅徘徊于对世界一流大学外在特征的模仿与复制,而忽视对世界一流大学内在本质的探究与追求。
一、“像一流”表现之一是巨额投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就采取“集中资源、率先突破、带动整体”的重点发展战略,先后实施了全国重点大学建设、211工程建设、985工程建设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逐步缩小了我国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也持续深化了我国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认识与实践[2]。2017年1月,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印发《办法》以来,全国已有20余个省份陆续公布了“双一流”建设的“施工蓝图”,其中最吸引世人眼球的就是巨额投入。
从已经出台“施工蓝图”的20余个省份来看,有11个省份给出的巨额投入大约在400亿左右。比如,贵州省计划5年投入5亿元,推进区域内“双一流”建设。河南制定的《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显示,“双一流”建设投入31亿元;北京则将豪砸100亿元,推进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上海市级财政将投36亿元,支持学科建设的“高峰高原”计划。广东省市各级财政计划3年豪砸超百亿元,支持“双一流”建设[3]。
为什么政府要豪砸巨资呢?因为人们直观看到,无论是哈佛还是剑桥,凡是世界一流大学都拥有巨额办学经费。有大学校长曾对笔者说,没有巨资支撑就不可能办好大学,就更别说一流大学了。那么,有了巨资就一定能办好大学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这里面涉及资金的来源渠道与使用去向问题。这是一个从211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建设,都尚待深究和科学研究的问题。不然,我国投入的建设资金不算太少,而离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算太短吧!
从资金的来源渠道看,大学获得经费的主要模式有市场模式(通过提供科研和教学等服务来获得)与官控模式(来自于政府拨款)。大学是一个资源依赖型组织,世界一流大学是用金钱“堆”出来的“奢侈品”。大学也是一个理性组织,其行为取决于资源获取方式。我国985工程大学,在2014年的校均经费约为45亿元,经费构成大约是:学费18%、科研费27%、其他9%,而政府拨款高达46%。这种典型的资源被垄断的官控模式,导致大学面向政府办学以及身份固化和同质化[4]。
从资金的使用去向看,以往媒体披露出来的大学资金乱用、学科负责人的贪腐,以及实际存在的年底突击花钱等问题。鉴于此,2015年,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规定,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用于人才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国际交流合作、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等方面。山东省也规定,一流学科资金主要用于学科队伍建设、科研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希望“双一流”建设资金能够得到合理使用。
二、“像一流”表现之二是重金挖人
2015年10月,《方案》出台以来,各大学人才争夺战日趋激烈。尤其是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杰青等人才成为各大学争抢的热点。2016年12月,河南农业大学官方微信推出了《河南农大:重金全球揽才》消息,年薪15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3000万元、安家费300万元、住房200平米、配专车配助手、家属孩子全安排……举荐成功者最高还能得200万伯乐奖。2017年2月,未来网报道,华东政法大学为引进人才,开出了最高房贴800万元、最高年薪100万元的优厚待遇。
大学重金挖的人都是一些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人才计划”,如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青年千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等等,还是各省份推出的“人才计划”,如“黄河学者”“钱江学者”“泰山学者”“黄山学者”等,都是各大学猎取的引进对象。大学其所以热衷于按这些“头衔”引进人才,概因各级各类“头衔”的数量被体制内外的排名评价当成衡量大学水平的主要指标,并在学位点申请、项目申报等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
2017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疾呼,“挖走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全国人大代表罗伟其说,各大学之间重金挖人导致科研人员和学术氛围浮躁了,挖来挖去的只是存量,不利于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6]。大规模地从校外重金挖人,不仅对被挖大学造成损失,更容易引起本校教师浮躁,影响校园的和谐氛围。人才合理流动可以带动学术思想与资源的交流,而这种依靠重金挖人的功利式流动,会造成学术损失、引发学术腐败、破坏学术公平、阻碍学术发展[7]。
尽管在哈佛辉煌发展历程中,拥有院士“头衔”的教授达300余人,还有44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哈佛前校长博克也说,要使学校经常居于前列,归根到底是要有好教授。但哈佛的这些顶级人才,绝不是在短期内按“头衔”重金挖来的。有学者提出,要消解按“头衔”重金挖人的恶性竞争,政府和学校的人才评价要去人才“头衔”化、去“头衔”利益化,让人才评价回归其学术水平本身。在评价一所大学时,不再以“头衔”作为衡量标准,而是看其整体学术水平[8]。
真正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通过简单粗暴的,按“头衔”重金挖人的做法在一天建成的。“双一流”建设中,必须对以“头衔”衡量人才学术身价、重金挖人的恶性人才掠夺进行有效遏制。教育部2017年1月印发的《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明确要求,高校对人才引进进行规范,尤其东部高校对人才引进和薪酬条件等作出规范,加强对人才聘用合同契约的管理。同时,引导各高校形成联盟,对薪酬等条件大体做出规范避免恶性掠夺。
三、“像一流”表现之三是只重学科
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世界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标志却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公认。事实上,著名的世界一流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等,他们的22个学科全部进入ESI中22个学科排名的前1%,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有21个学科进入。因此,一所大学有没有和有多少学科能够进入世界前100,或者能够进入ESI前1%甚至1‰,被一些大学作为衡量其是否具有和有多少世界一流学科的主要指标参数[9]。
事实上,学科评价对“双一流”建设是把双刃剑,科学的学科评价有助于“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而不当的学科评价则会阻碍“双一流”建设的步伐,甚至扭曲“双一流”建设的本来面目。当学科评价结果要与巨额学科建设经费等资源要素紧密挂钩时,我们与其单方面批评大学急功近利相互攀比,不如反思大学“逐利”行为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的学科评价应该怎样做?如果政府对评价结果的运用和激励不当,学科评价可能滑入盲目的无序状态[10]。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国际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从理论上讲,世界一流大学是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学科的大学,而且是学科整体水平较高的大学。或者说,世界一流大学有众多从事一流科研的知名学者,有众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众多为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顶尖人才。由此来说,一流学科建设的学术队伍、科学研究固然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学科建设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尤其是要为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各级各类杰出人才。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主要包含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队伍、学科平台、学术环境等方面内容,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学科建设不能偏颇。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所谓的学科建设,被简单地等同于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又被简单地窄化为课题、论文与获奖等可以在学科评价中影响排名的东西。全然轻视甚至忽视了学科建设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杰出人才的培养。因此,《方案》特别强调,学科建设要坚持特色发展战略,面向社会经济发展主战场培养高素质人才。
有学者建议,我国要把从本科到研究生教育各阶段的人才培养,纳入“双一流”建设和评价体系,推动一流学科与一流专业建设的有机融合,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杰出人才。具体讲,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上,注重学科与专业的一体化建设,构建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紧密结合的机制;在学科评价方案设计上,要把本科与研究生教育作为学科评价的核心指标,加大本科与研究生教育指标在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并以学科建设成果促进本科与研究生教育模式创新与质量提升。
四、“像一流”表现之四是青睐排名
目前,尽管没有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排名标准,但世界主流的大学排行榜及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排名,主要出自西方发达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形成了默认的排名标准,如ESI进入1%学科数、科研成果数量与质量、学术声誉、诺贝尔获奖数、生师比、教学质量、国际化程度、等等。所谓的世界一流,是通过比较排名而来的。理论上讲,无论用何种标准进行比较排名,一流大学总是一流的[9]。因此,我国在分析世界一流大学时,非常青睐各种大学排名。
既然如此,我国“双一流”建设,为什么不能直接运用默认的排名标准来明确建设方向,缩短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呢?因为我们不能被排名标准所迷惑,要在关注排名标准的同时,关注更为根本的中国特色目标与追求。“双一流”建设不能打“复制牌”,必须体现中国社会特点、民族特色和文化品格,进而影响世界发展与文明进程。从这个层面来看,简单跟随西方大学排名标准,摒弃中国社会基础和文化品格而建立起来的“双一流”只能是空中楼阁[11]。
其实,通行的可量化排名标准仅仅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外在特征,一所大学其所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原因,是拥有一套合乎学术逻辑的大学制度。“双一流”建设不能仅仅徘徊于对世界一流大学外在特征的模仿,更要探究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本质。就是说,应该从根源上探究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特征。“双一流”建设不仅要修改完善甚至废除旧制度,还要建立新制度。除了要保证制度体系与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相匹配,还要通过监督与问责确保制度的贯彻执行[12]。
不可否认,大学排名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和大学把控“双一流”建设的实际抓手。然而,他们依据排名所做的种种努力,或许会让大学迷失在迅速赶超排名名次的征程中。简单地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因为没有哪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能在一夜之间建成,急躁冒进是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是需要学校、政府、社会抱有平和的心态。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会比较漫长,即便如此也值得我们持续不懈的努力[9]。
目前,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起排名上的差距可能不算太遥远,但在关注并及时满足学生成长所需方面的差距可能还十分遥远。说到底,关注并及时而充分地满足每个学生成长的需要,才是大学成为一流的根本。离开了这个根本,无论排名名次多么领先,大学终究会走向背离大学精神的荒芜。关注并满足每一个学生成长的需要,或许不能很快成就大学急于争创“一流”的壮举,但作为大学存在的根本,不应在“双一流”建设中被轻视或遗忘[13]。
五、“像一流”表现之五是自由竞争
在过去的211、985工程建设中,都是以行政化方式进行科研、教学资源配置的。拥有985或211等“身份”的大学,占有更多“合法化”“稳固化”的教育资源,因而导致我国大学“身份”固化,教育资源被具有某些“身份”的大学所垄断。“双一流”建设要实现预期的目标,关键在于摒弃行政化与“身份”这些背离学术自治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大学要从依靠“身份”获得教育资源,转向通过竞争或“投入-产出率”绩效评价来获取教育资源[2]。
因此,“双一流”建设要摒弃政府狂砸重金的官控模式,逐步过度到官控模式与市场模式并行,最终转向市场模式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基于贡献导向的良性运行机制,激活大学发展的内部动力,带动高等教育体系的优化及竞争力的提升。就是说,“双一流”大学要更加注重通过对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贡献,获取市场资本的重大投入及办学资源的核心支持,在主动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14]。
为此,《方案》的明确提出:实施适度开放、鼓励特色发展、实行分类推进,破除以往重点大学建设中存在的“身份”壁垒。坚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明确各大学差别化发展导向,既适度发展综合性大学,也支持鼓励发展小而精、有专业特色的大学。突出绩效导向,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办学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等因素作为建设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政府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充分激发大学的发展活力[15]。
“双一流”建设绝不是各大学之间的学术竞争和扩大影响力,更不是各大学之间的“自由竞争”,而是要服务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服务于中国梦的创造性实践。“双一流”建设的遴选原则、评价机制、政策导向等都要彰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在特色中创一流,在一流中显特色。对“双一流”建设成效的评价,可以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但不能唯排名谈成败、论英雄。我们既要关注有影响力的国际排行榜,更要建立我们的评价体系和一流标准[16]。
有学者认为,如果教育资源获取不是来自于自由竞争或“投入-产出率”,谈论一流大学还是有些奢侈[17]。只有资源配置采用市场模式,才有可能调动起大学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积极性,立足自身、面向学生、办出特色。其实,市场模式也不是简单的自由竞争,也需要政府的适度参与。《办法》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先由专家委员会对有关学科进行评议,提出拟建设大学排名,教育部等部委审议确定建议名单,组织建设大学编制整体与学科建设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六、“像一流”表现之六是国际标准
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多样化的,不是仅仅依据排名高低、资金多少、规模大小、科研项目数量或论文多少等外在特征确定的。“双一流”建设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发挥每所大学的传统优势建设国际认可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和学科。为此,我国既要继续关注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国际评价指标,又要为“双一流”建设提供更加适宜的发展环境,以便大学及其学科不仅外在特征形似,而且内在本质神似世界一流大学及其学科[9]。
“双一流”建设要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华文化传统,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比如:“双一流”建设要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培养一批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才;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文化,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丰富人类的文化宝库;产出国际一流的科研成果,尤其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重大科研成果[18]。
“双一流”建设要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但“拿来主义”不宜提倡,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之路。中国特色既是“双一流”的评价标准,又“双一流”的基本保障。我国大学要以“双一流”为发展方向,就要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坚持走中国道路为中国发展服务[19]。“双一流”建设只有确立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标准,并逐渐将中国标准融入到世界标准之中去,才有可能建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由初期主要关注它外在特征到认识到它不仅具有外在特征,还有无法用外显特征显现的内在本质。尤其是,自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要把北京大学办成“第一个北大”,而不要办成“第二个剑桥和哈佛”之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共识我国已经基本达成,即不仅要立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培养具有全球眼光和影响力的人才,更要保持中国特色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20]。
2015年11月,《方案》围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提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建设一流师资队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着力推进成果转化、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等五项建设任务,以及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和改进党对大学的领导、构建社会参与机制、实现关键环节突破、推进国际交流合作等五项改革任务[21]。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负有引领中国大学办学方向、提升办学水平的责任,而且负有创建中国标准引领世界一流大学前进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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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教授、所长。
来自《高校教育管理》201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