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科学计划的批评者。”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未来国际大科学论坛上，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罗杰·科恩伯格在演讲伊始，给大科学计划“泼了盆冷水”。专访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亚利耶·瓦谢尔时，他也对大科学计划提出了批评，认为在很多领域更需要推动“小科学”。大科学计划有什么弊端？与“小科学”如何实现互补？且听两位诺奖得主的观点。据科恩伯格介绍，半个世纪前，斯坦福大学耗费巨资，建设了同步辐射光源这一大科学装置，给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材料学等许多学科带来了科研利器。“所以我一直对大科学工程怀有敬畏之心。”但是，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蛋白质结构计划的实施，科恩伯格开始对与大科学工程相关的大科学计划持批评态度。
人类基因组计划一直被视为国际大科学合作计划的典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我国科学家参与，测定了组成人类染色体中所包含的30亿个碱基对组成的核苷酸序列，绘制出一幅人类基因组图谱。这项计划有很高的科学和应用价值，预算高达30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耗费，是它被很多业内人士质疑的主要原因。“现在，一个人只要花1000美元，就能绘制出他的全套基因组图谱。”科恩伯格说，人类基因组计划假如推迟实施，经费可以大幅减少。
在他看来，美国蛋白质结构计划更糟糕，因为这项耗费巨资的大科学计划取得的成果，没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在一批美国结构生物学家的呼吁下，这项计划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立项，旨在从DNA编码信息中获取对应的多种蛋白质原子水平上的三维结构，希望所获得的蛋白质结构推动基础和临床研究。作为结构生物学家，科恩伯格对这项计划持否定态度，认为当年呼吁立项的那些同行“失算”了。
作为一个成功的反例，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悉尼·布伦纳、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原所长理查德·勒纳1992年合作发明的DNA编码化合物库技术，就是“小科学”创新颠覆大科学的典型。在小分子化学药物研发领域，高通量筛选是一种耗资以“亿美元”为单位的技术方案，只有大企业和政府才能实施，且筛选成功率很低。DNA编码化合物库技术则是两位顶尖科学家另辟蹊径，发明的一种成本很低的新药筛选技术。简而言之，这种技术将DNA片段作为一种记录化合物结构信息的条形码，在包含数亿化学分子的化合物库中，每个分子都由一条独特的DNA片段连接，从而对化合物库中每一个化合物进行编码。科恩伯格说，DNA编码化合物库技术已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中国企业药明康德就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因此，科恩伯格认为科学家发起大科学计划要慎重，不能只从个人研究利益出发；政府和科研机构为大科学技术立项也要慎重，充分评估它的投入产出比。瓦谢尔的观点与其相仿。他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他参与过一些大科学计划，为此经常开会，推进速度却不快。当然，在一些领域发起大科学计划是有价值的，特别是那些耗资较大的科研项目。但在很多领域，政府可以用“小科学”取代大科学，通过资助许多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的创新研究，收获包括颠覆性创新在内的一批成果。“重大科学发现是偶然性事件，让众多年轻人按自己的想法开展探索，就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科恩伯格说。
栏目主编：黄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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