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密集出台了一批重大改革政策举措，解决了一大批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制度性难题。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我国科技体制还存在不少与科技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一些“硬骨头”“老大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好的政策举措没有得到有效落实。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占据国家创新体系重要位置的传统科研机构还缺乏内生的改革动力。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传统科研机构一般属于国有的事业单位，有明确的上级主管部门和行政级别。机构负责人由上级部门任命，对上级部门负责，其决策逻辑的理性选择是保持机构运行的稳定，尽量规避各种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另外，传统科研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相对稳定的财政拨款，资产管理关注的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因此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缺乏对市场需求的敏感性。这些与生俱来的特质决定了其是“风险厌恶”者，自我变革的动力不足，推动改革的决心不强。
在我国的创新体系中，特别是偏向基础研究的创新机构中，传统科研机构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些机构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而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最顶端的机构研究能力的差异性不大，使得创新生态系统缺少外部能量的输入和系统的扰动，这就难以促进整个系统的自我进化。因此，需要有一批真正具有系统扰动能力的新型研发机构，充分发挥其“鲶鱼效应” ①，通过激烈的竞争压力，刺激传统科研机构进行深层次改革，全面提升其创新能力，真正形成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气象，使整个创新生态系统能够自我进化达到新的均衡。
① 将鲶鱼装入沙丁鱼槽后鲶鱼会四处游动，加速了沙丁鱼的游动，沙丁鱼便能活着回到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借喻通过个体的“中途介入”，对群体起到竞争作用。
新型研发机构是一种既不同于事业法人也不同于企业法人的新型法人组织。新型研发机构的“新”主要体现在：一是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其在初期可能会有政府的扶持资金，但是更多依靠社会资金和市场竞争性资金。二是管理权限的独立性。一般不设行政级别，没有上级主管部门或者仅与部门合作。秉承科研为先的管理服务理念，机构法人和科研人员在管理上有足够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三是运作模式的创新性。在人员聘用、绩效评价、科研组织等运作机制上，以及学术水平上与国际紧密接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新型研发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产生了一些成功的案例。例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发展成为在国际生命科学领域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科研机构，带动了我国生命科学领域传统科研机构的深化改革，从而推动我国在该领域整体研究水平的迅速跃升。又比如说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作为参照贝尔实验室体制机制建立的新型工业研究院，成立十多年来，已经孵化培育高技术企业300余家，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走向市场，成为区域创新的重要源头，为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不过，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新型研发机构虽然数量快速增加，但是整体力量仍然比较薄弱，还不能对国家创新体系产生系统性影响。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一些新型研发机构体制机制的创新性不强，新瓶里面装的还是旧酒，缺乏制度改革对人才的感召力和资本的吸引力。二是新型研发机构的人员水平还不足。成功的新型研发机构都把吸引国际一流人才作为发展的关键核心环节，但是目前一些新型研发机构对科研和管理人员缺乏严格的准入标准，水平参差不齐，难以形成追求卓越的内部创新氛围。三是国家层面的重视程度还不太够，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过程中需要突破已有体制机制的掣肘和制约，发展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国家应该给予更多鼓励和支持。
面向未来，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征程中，应该把建设一批真正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优化国家创新体系、推动传统科研机构改革的突破口，推动创新资源的高效、良性流动，形成充分竞争、积极向上的创新生态。
